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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秘朝鲜边境中国商人一边赚钱一边讨债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05:15: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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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 徐辉

朝鲜从来不缺机会,也不缺“潜规则”。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,造就了机会主义,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。只不过,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,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,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“庄家”按规则出牌呢?

走近这个群体比想象中难。

“朝鲜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。”在丹东,这几乎是所有边贸商人的固定开场白。他们更愿意谈论市场、商机、各种财富传奇。的确,隔江相望就是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。过去二十多年,各种物资经由这些边贸商人之手穿过中朝友谊大桥抵达新义州,换回的,是矿产、木材、海产品、药材,甚至直接的。那是他们的时代。

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,即便在他们风光的时代,他们也很难摆脱“讨债”的命运。

讨债就意味着生意失败、困于朝鲜、求告无门?不,事实上,那些讨债无路甚至被朝鲜方面扫地出门的中国投资者,包括本刊曾经报道过的西洋集团,仅仅是这个朝鲜讨债人群体的冰山一角。

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。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、经济风云,让这个“几十、上百人”的群体并不独立,也不固定。它如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,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。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,不管你是“急先锋”、“关系户”,还是“中间人”,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。于是,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“商业处女地”时,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。

2013年8月,经人介绍来到丹东,试图走近这个群体,从侧面一窥对朝边境贸易与投资的独特生态。

闹而不僵

尽管中朝贸易降低至历史“新低”的报道此起彼伏,但在中国重要的对朝贸易口岸 丹东,对朝贸易与投资仍然是边贸商人们生活的重心。

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,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。见到他的时候,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。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,因“合同纠纷”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,如今讨债无门,“他们想尽了办法,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。”李扬告诉,“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。”

事实上,这样的遭遇,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,大小都有。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,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 毕竟在朝鲜,李扬关系更熟,路子更多,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,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。

但是李扬拒绝了。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,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,改做小额投资,“这段时间朝鲜房地产放得开,投建材厂就不错,见好就收。”李扬预计,如不出意外,他们也能在一两年内赚回损失。不过,“对方虽然满口感谢,表情却很失望”,李扬感叹说,“他们要不放弃,老像这样想玩大的,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。”

李扬这样说,并非落井下石。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,李扬与朝鲜的政府、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,算是成功者,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、服装厂、矿厂等,多达10个,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。

但同时,他也是朝鲜方面的“大债主”之一,“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,朝鲜对李扬的欠账超过了2000万美元。”李扬的合伙人周斌告诉,20多年来,李扬一直在清账,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。仅仅几天前,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,就是为了“讨债”。

据说,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,这家商社将双方“合资合作”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。“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,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”,再加上设备损坏,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。

“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,”李扬说,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,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全面的管理权,“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,只有继续生产,损失才有可能收回。” 可以说,“闹而不僵”,是李扬“讨债”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。

1997年前后,李扬的讨债生涯为激荡,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。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。李扬说,当年因为朝鲜某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,他得人指点,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“闹事” 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,“气势上要过激,但打得要有分寸”。

说起这段经历,李扬不禁苦笑,“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,操起一个烟灰缸就砸,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,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,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。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,立马撤退。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,说中国人打架要债。一层层上报,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。”

还款计划,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。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,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,都没有权力“私自”还款,债务一旦形成,要让他们拿出钱来,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。否则一切都是“浮云”。

在朝鲜做生意,难免“被欠债”,这跟朝鲜独特的政治、经济体制有关。但是,二十多年来,依附于朝鲜的边贸商人却始终前仆后继,就像李扬所说,因为朝鲜的机会实在太多了。

90年代初,朝鲜信息与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封闭特点,对应着极简单的贸易方式和超高额的利润率。在中国销不出去的货,拿到朝鲜便可以以五倍、十倍,甚至更多利润的价格销售;而如果朝鲜方面付不出钱提出以货易货,则更加划算。如铁矿粉,在国际均价为每吨200美元时,朝鲜的价格只需50美元。转手之间,利润便涨了三倍。如果再把销回去,标价又变回了国际标准。

“谁都停不下来,简直就像在比赛。”如今在丹东朝韩风情街拥有一个小食店的田允浩回忆着当时的疯狂。他在辽宁的粮食局有路子,便常常有朝鲜的商社找上门来。每到春天朝鲜就很缺粮,往往头一批刚刚运过鸭绿江,另一家商社又来求购面粉,“即使报高价他们也认”。按惯例,商社会先付清20%~30%的货物,剩下则“等有货了再补上”。当时谁也没空在意这个漏洞,因为一夜致富的例子正鲜活又接连不断地上演着。

据2001年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份报告,朝鲜贸易公司(均为国营)对我国公司拖欠的欠款,自1992年到1996年上半年累计达2.3亿美元左右。而另一方面,丹东的商人还在不断加大投资和借贷,逻辑很简单:在一个看似稳赢的赌局上,筹码越大才赢得越多。

可如果说这是一个赌局,赌局的另一边毕竟坐着庄家。1997年,朝鲜停止废钢材出口,热火朝天的钢材生意戛然而止,丹东的边贸圈子立即哀鸿遍野。“原本朝鲜运出来的都是完好的设备,却被当作废钢材卖,只要转手就能净赚几十倍,很多人都投了大钱进去,也都自此被‘套牢’了。”

这一次政策变动形成了批真正意义上的讨债人,而此后类似的变动还有更多。当时,对朝有实力的一批边贸企业接连倒闭。其中广为人知的例子是,至今仍被视为对朝边贸“标杆”的朝鲜族商人崔秀镇,有知情人透露,朝鲜方面对他的欠款高达10亿元,而他在中国境内的借贷是4000多万元 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个赌局,全看你资金链是否撑得住,是否撑得到收回欠债。

如同崔秀镇一样的朝鲜族边贸商人还有很多,因语言便利,他们多是早年对朝贸易的主力,而现在也是讨债人的主体,同时,他们也多在中国举债,纠缠于中朝“双面债务”。

林文敏是北京某运输公司派驻到丹东进行对朝贸易先锋队的一员,2000年左右,趁着低迷、公司影响式微,她自立门户,现在东港有数千平方米的大型仓库,专营对朝贸易运输,还代理过几家酒店。

在她看来,政策多变虽然可怕,朝鲜开而不放的姿态才更令商人们处处掣肘。“开酒店只许收朝币,而一旦贬值便是废纸,有时收了几十麻袋的钱,堆了半个房间,但连一桌菜的原材料都买不齐。”商社提出用水产品抵债,但林文敏苦撑一年后,“欠账到了70多万美元,我撑不住了。”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,林文敏一边与朝鲜的商社做生意,一边也会到另外的商社讨债。“虽然希望不大,但能要回一点是一点吧。”

2005年,伴随着朝鲜“以矿产换振兴”计划的出台,朝鲜商社的代表开始在丹东出没,用各种方式摸底价格。“他们只与商人接触,对价格的了解比我们还详细。”林文敏说,朝鲜人在贸易中变得越来越主动,“也许是不想再犯1996年时钢材贸易的错误。”

又比如说,朝鲜商社甚至开始做预算。令后来在朝鲜经营矿厂的田允浩哭笑不得的是,预算中有一项“员工家属工资”。“朝鲜的商社都是国营,与他们‘合资合作’就表示,你不但要养员工,还要养员工的家属。”当次见识到这份预算表时,田允浩就感叹,好时光一去不返了。

换句话说,这种一边挣钱一边欠债的赌局你敢玩吗?

田允浩终退出了边贸商人的圈子,经营起了小食店。然而,更多的边贸商人留在了“赌桌”上,比如李扬,“只要没离场,总是有机会”,甚至,这场赌局中的失败者 那些已经破产的讨债人,也依然紧紧依附朝鲜这座金矿,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
讨债人生意

讨债人生意能做起来,一方面与朝鲜独特的市场环境有关,另一方面,逐利的心态也滋养、“绑架”着讨债人。

“讨债人的压力很大,但表面是看不出来的。”周斌说,他同时经营着船舶生意,常常出入朝鲜,与讨债人多有接触。“别看平时他们忙着做生意,该娱乐时也玩牌、唱卡拉OK,有空了讨讨债。但做生意都是利字当头,一旦朝鲜商社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价值,他们在朝鲜的处境就会艰难起来。”周斌谈起了他早年在平壤高丽酒店的一个邻居,此人被“请”出朝鲜后,很快就顶不住压力服药自尽了。

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,一方面急切地渴望翻身,讨债人的胃口往往大得可怕。活跃在平壤的朝鲜族商人朴永哲就是一个典型“债务生意”商人。朴其实是农民出身,他没什么文化,按周斌所说,可能连贸易的基本规则都不懂,不过,他赚钱的欲望却比任何人都强烈。他的一个朝鲜下属说:“朴总明明养一个‘儿子’就好了,偏偏要养60个‘儿子’。”

朴早年的“贡献”很大,他与朝鲜政府的多个高官过从甚密,甚至还取得了与朝鲜领导人合影的机会。他能拿到很多利润丰厚、回本又快的优质项目。朴永哲的办法是分散投资“圈地”,只要看到好的项目就先投一笔钱占着。但在朝鲜做生意就是拓荒,先不是讲生产,而是讲建设。比如开矿,做的甚至不是建厂,而是修路。另外,朝鲜工人的劳动效率十分低下,再加上供电不足、有车没油的运输问题……隐形成本处处皆是。60个“儿子”就是60张大口,纵然朴有通天的本事,也养不活一个国家。

自己的钱用光了,朴就借钱来“养”。怎么借?在很多中朝贸易中,他扮演着“中间人”的角色。

一方面,按朝鲜的规定,外国人要入境谈生意,必须由朝鲜方面的商社邀请,否则入境即是非法;另一方面,如今很多中国边贸商人为规避风险,也不会直接跟朝鲜人交易,一般都选择与信任的、在朝鲜又关系多路子广的早期边贸商人或朝鲜华侨进行贸易,由他们充当中间人。

中间人自然要收取中介费。如此,像朴永哲这样的讨债人竟也能左右逢源。比如在一次酒宴上,周斌听到朴永哲用他发音并不标准的普通话,对从珠海来平壤考察的一家公司的代表说:“我有很多关系,他们信任我,你不用办手续,生意好做,一年就回本。”当时对方听得连连点头。谁知接下来这家公司一口气投下了2000多万元,项目却至今没有起色。

周斌曾有一次与朴私下聊天,问他,要是有人问起你的债务你怎么回答?朴说,“朝鲜还欠我1亿元,比我欠的钱多太多啦。”他又补充说,“做大生意,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
朴永哲的家安在北京,但他每年只能偷偷回家几次。他在北京还有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办事处,但他从来不去那里,因为会碰上找他要债的人,并且这些债主还在逐年增加。

反之,他在朝鲜却似乎很风光。朝鲜独特的环境,成为了朴永哲们天然的避风港。他们在朝鲜遍搭络,建立了与“庄家”心照不宣的债务生意,期望着下一个好时光的到来。

下一个好时光

游走于规则之外,并不独独是朴永哲们追求的“好时光”。

早年丹东地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让边贸商人们也瞠目结舌。某商人在朝鲜与不少商社建立了联系,于是他租下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,招聘了几百个员工,拿着簿向全国各地“招商”。只要有公司感兴趣,他就让朝鲜商社提供物资样品,中方过来采购,以物易物,而他就在中间做担保,赚差价。

可惜对于做贸易,此人是地道的外行,他对生意的选择原则是只看价格,深圳有公司发来均价100元左右的VCD和2000元左右的电脑,可全是被淘汰的产品。他一方面根本判断不了产品质量,一方面也认为朝鲜很落后,质量次点也没什么。可卖到朝鲜后,商社发现不能使用便一概退货。而国内公司没能收到货款,便找他要债。

蹲了大牢,他仍不明白自己“错在哪里”。

然而即便对朝贸易充满着不稳定因素,即便讨债人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、流传,丹东的外贸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,每天到丹东各类投资公司咨询朝鲜业务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,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:“平均每天有近百起。”

据该公司负责人的估算,2012年中朝贸易总额在官方公布的近60亿美元的基础上,至少还应上浮20亿美元。其中80%在丹东进行,而外来的边贸公司在丹东占的比例也接近50%。“先谈风险,再谈机会。”这是该公司介绍投资朝鲜的必要步骤,不过很多投资人都表达着过于急切的投资欲望。

“有人一来就问利润,连项目是什么都不管。”该负责人说,就在说话间歇,他就接到一个来自浙江的,对方表示他们组织了一个企业团,想到朝鲜考察,“本周就能定下项目”。

在投资公司之外,还有很多独立的入朝渠道遍布丹东。在丹东市中心的鸭绿江大厦,两位长住朝鲜南浦的华侨热情地介绍着自己在朝鲜的各种头衔和“特权”。他们的身份类似于独立的投资中介。谈到讨债人,其中一人说:“讨债人贪心,想花小钱办大事,可是朝鲜人也不傻,为什么要让你占便宜?”

朝鲜从来不缺机会,也不缺“潜规则”。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,造就了机会主义,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。只不过,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,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,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“庄家”按规则出牌呢?

二十多年来,李扬一直希望能够脱离无序的商业环境,他已经很久没有“安全感”了。采访中,他满怀希望地对谈到了中朝黄金坪特区的开发,“如果通过这个口岸的开放,能够建立起更加透明的投资渠道,建立更有序的朝鲜生意,这对丹东,对朝鲜都是。”在他看来,这也许是他讨债人身份的“出路”。

(应被采访者要求,本文人物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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