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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和粽子我俩没关系端午节吃粽子端午节粽

2018-11-01 10:21:37

屈原和粽子:我俩没关系! - 端午节吃粽子,端午节,粽子

端午节、粽子、屈原,这铁三角的关系,就像乾隆、纪晓岚和和珅这三位冤家一样,是剪不断、理还乱。端午节吃粽子到底和屈原有什么关系?标准答案一般长这样:公元前340年,爱国诗人、楚国大夫屈原,面临亡国之痛,于五月五日,悲愤地怀抱大石投汩罗江,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的躯体,人们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。以后,为了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,每到这一天,人们便用竹筒装米,投江祭奠,这就是我国早的粽子--“筒粽”的由来。至于为什么后来流行用艾叶、苇叶或荷叶包粽子呢?南朝梁代的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是这么解释的: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,楚人哀之。每至此日,竹筒贮米,投水祭之。汉建武中,长沙欧回,白日忽见一人,自称三闾大夫,谓曰:‘君当见祭,甚善。但常所遗,苦蛟龙所窃。今若有惠,可以楝树叶塞其上,以五彩丝缚之。此二物,蛟龙所惮也。’回依其言。世人作粽,并带五色丝及楝叶,皆汨罗之遗风也。”屈原说,你们投粽子投了几百年,虽然心意可嘉,可惜方法有点不对路,我来教你们怎么包粽子。这是以粽投江用来纪念屈原早的文字记载。这么说起来,是先有屈原投江后有粽子问世?而且屈原还直接主导了粽子的进化史?这事儿怎么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?不妨来较较真。不过,粽子究竟生于何时,现存文献并无明载。不过可以肯定它起源甚早,有学者认为在炊具出现前,便有了粽子的雏形。古代的粽子有两种形制,一种是“角黍”,就是今天常见的包裹的粽子;另一种是“筒粽”,以竹筒装米做成。考虑到以植物叶子包裹食物的饮食习惯流行于南方,而竹子更是南方所产,那么粽子大抵应该是源于南方的食物。“角黍”一词早见于西晋周处的《风土记》:“仲夏端午,烹鹜角黍。”角黍的做法是:“俗以菰叶裹黍米,以淳浓灰汁煮之,令烂熟。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。”这说明,那时人们吃角黍,是在每年的夏至到端午期间,角黍还算不上端午节的专属食物。之所以叫角黍,是由于它包裹成角状。为什么不是圆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其他的形状呢?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模拟牛角祭祀的缘故,因为牛角在古时是祭器,有祭祀的象征意义。“糭”是“粽”的古体字,早见于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:“糭,芦叶裹米也。从米,声。作弄切。”周处《风土记》称:“一名糉,一名角黍。盖取阴阳尚相裹,未分散之时象也。”可见古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了。再加上南方多水,故“糭”在食用之外,也用于祭祀水神,古人常把蛟龙视为水神:“将贮有稻米的竹筒投入江中以饲蛟龙,正是越人祭龙的古老活动,恰如我国北方周人的祭祖之俗。”(王仁兴《中国年节食俗》)。南朝梁时人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荆楚五月风俗:“夏至节日食糉。按,周处《风土记》谓为角黍。人并以新竹为筒糉。”可见直到那时即使在屈原的故乡也并没有端午吃粽的习俗,倒是有龙舟竞渡,确系屈原之故:“五月五日竞渡,俗为屈原投汨罗日,伤其命,故并命舟楫以拯之,至今为俗。”值得注意的是,宗懔和吴均虽然同属梁代,但宗懔小吴均30多岁,果真如吴均所言,投棕是为了纪念屈原,宗懔为何厚此薄彼,阙而不录?原因其实很简单,宗懔是老老实实地记载自己熟悉的岁时风俗,秉笔直录,吴均却是妙手生花,天马行空地编故事。先看书名,“齐谐”,志怪者也。你瞧人家,一开始就没打算走正经路线。还别说,他还真有本事把故事编的文词优美,引人入胜。如今《续齐谐记》只剩17条而已,全篇不到4000字,却有不少故事广为流传,如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鹊桥,五月五日投粽入江纪念屈原等等。可见这讲故事的功力非同一般。不过吴均也并非凭空杜撰,而是多有所本。为什么要用“五色丝”缠裹粽子?或源于祭祀水神的民间习俗。闻一多考证说,系五彩丝是由百越民族的“纹身”习俗衍化而来。纹身后似“龙子”,蛟龙会视为同类从而免受其害。晋代《拾遗记》中载,周昭王死而为水神,人们在水边祭祀他,用的也是五色:“至春上巳之日,禊集祠间,或以时鲜甘果,采兰杜包裹,以沉水中。或结五色纱囊盛食”。那么,为什么要在端午节吃粽子?粽子为何会变成端午的vip食品?虽然端午现在是一个很欢乐的节日,赛龙舟,吃粽子,花样繁多,但溯其缘起,却始于忧惧。农历五月,正值年中,时节更替,寒气渐尽,热气饱和,古人认为这是一个阴阳争锋、生死攸关的关键月份,是个卫生防疫月,《礼记·月令》“仲夏之月”载:“是月也,日长至,阴阳争,死生分,君子斋戒,处必掩身。”五月被视为“恶月”,在这个月份出生自然不吉利。王充《论衡·四讳》中言:“讳举正月、五月子,以为正月、五月子杀父与母。不得已而举之,父母祸死。”相传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,便被父亲所弃。关于端午节的来源,有很多说法,至今没有定论。但它本是一个“顺应天时”的节日无疑。总之,关于五月的诸多活动渐渐都汇聚到五月五日,专重五日,遂成端午节,而魏晋南北朝时,屈原这个人物和相关故事逐渐附着其上,端午原本驱邪避毒的意义渐被遮蔽,反而被赋予的屈原主题占据上风,久而久之,成了一种大众的“常识”。并非没有质疑,宋人项安世说:“俗言端午为屈原,七夕为女牛,皆附会之说也,大率人情,每两月必一聚会,而阳月必用,阳日必重之,故古人因情而立教,示尊阳也。是故正月则用一日,三月则用重三,五月则用重五。”认为古人是因人情立节,虽然此说也有穿凿附会之处,但还是比屈原之说靠谱许多。屈原究竟是否端午投江,其实史无明据。胡适说屈原是一个“箭垛式人物”,有太多文学、伦理、民俗的意义附加上来:“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,但后人感恩图报,或是为便利起见,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。……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,可以收到无数箭,故我叫他们做‘箭垛’。”不过,与其说这是一种谎言,不如说是一种凝聚了社会共识和文化传承的结果,除了纪念屈原,古时还流传过端午纪念介子推、伍子胥、曹娥的传说,但很显然,千载以降,在这场优胜劣汰的文化选择中,屈原一骑绝尘,以优势胜出,成了端午节当仁不让的主角。有趣的是,中国的各种传统节日,总有食物如影随形。从先秦起,古人便讲究根据季节更替调整日常生活,享用不同食品,与天时变化和阴阳消长相适应,因此元宵有汤圆,中秋有月饼,端午有粽子。堪称“舌尖上”的节日。“一名糉,一名角黍。盖取阴阳尚相裹,未分散之时象也。”(周处《风土记》)粽子本是普通食物,但古人认为端午日阴阳交错,需用角黍来调和阴阳,粽叶包米是以阴裹阳,取阴阳调和、驱邪避毒之意。后概与端午的节日主题相契,渐从夏至转移到端午上,待端午与屈原绑定后,粽子也随之被文人附丽解说,成了屈原的亲密战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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